开发式搬迁：变“死地”成“活钱”
自中央实施移民搬迁工作以来，农民外迁和旧村“撂荒”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大量搬迁农户居住条件虽得到根本改善，却因为缺乏产业支撑难以“稳住”;另一方面很多旧村的土地、生态等稀缺资源被白白“撂荒”，没有对群众脱贫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影响了搬迁工作的良性循环。
记者日前在革命老区山西左权县采访发现，革命老区左权县针对这种现象，及时对移民搬迁工作进行“回头看”，通过引导能人大户把搬下来的山民再带上山创业搞开发，有效盘活了沉淀的旧村资源，目前该县252处生态农场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太行山上，实现了扶贫、生态、经济、旅游等多重效益的“叠加”。
“开发式”搬迁激活闲置生产要素
左权县位于太行山主脉西侧，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150多个机关曾驻扎于此，当地群众为保护总部机关安全和哺育革命后代做出了巨大牺牲。
左权县山多地少，地势险峻。全县2028平方公里，耕地仅占7%左右，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这种在战时为抗击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天然屏障”，在建国后却极大制约着当地农民脱贫。上千个“山庄卧铺”像一道道“伤疤”，分布在左权县大山深处，成为出行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生产难的“五难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左权县从2006年开始实施移民搬迁，先后搬迁了1000多个自然村，将200人以下的村全部搬迁下山。然而村民搬迁后却出现了大量“空壳村”，原本十分稀缺的土地、生态资源被白白“撂荒”，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脱贫效益。
对此，左权县坚持走“开发式”搬迁的路子，通过引导农户和社会力量发展生态农场，使旧村闲置的生产要素循环起来，让农民的“死地”变成“活钱”。
左权县为此成立专门机构，整合发改、财政、旅游、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国土、扶贫、电力、通信等部门的政策和专项资金，积极破解土地确权、林权改革等难题，既有效防范了突破政策底线行为的发生，也推动了生态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
左权县委书记王兵说：“从2006年到2014年，我们县级财政用于生态农场的扶持资金超过了2000万元，各职能部门支持资金超过了8000万元，有力带动了生态农场规模和质量。”
在营圪道村，村民陈有良兄妹5人，每人集资5万元对旧村进行开发，使这里不但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旅游地，而且新增了1200亩种植园。“现在整个农场占地4000多亩，每年纯收入400多万元，可吸纳100多人就业，基本上迁出去的村民都能回这里打工，每人每年最少也能挣到6000元至7000元钱。”陈有良说。
目前，左权县已经建成了252处生态农场，开发主体主要是农户自然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和外来投资者，基本形成了休闲度假、科技示范、家庭种养殖、综合开发、产业开拓等5大类，利用市场手段将“空壳山村”变成了“富民高地”。
“土地银行”破解土地和资金难题
随着左权县发展生态农场不断走向深入，土地流转“信息短路”和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此，左权县于2013年成立了土地银行，以加快撂荒资源开发和市场接轨，变成流动资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左权县土地银行下设信息存储、产权交易、抵押信贷三个中心，主要职责是收集发布全县农村土地供求信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开展农村土地预期收益保证贷款。
“土地银行的设立，一方面让土地流转变得有‘门’，流转双方能够及时牵上线;另一方面，在农户流转得到土地后，如果缺乏资金而需要贷款，那么政府可以通过土地银行来给土地确权，然后农户拿着使用权证去银行进行评估，就能顺利得到预期收益贷款，这样进一步解决了农户发展经营的资金瓶颈。” 左权县土地银行负责人成建文说。
在龙泉乡连壁村，记者看到村民牛栓珍通过土地银行将自家20亩山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实现了“双份收入”：夫妻二人常年在合作社打工，1年收入近3万元;土地入股收入每亩每年400元，1年收入8000元。
“土地流转之前，我们是给自己种地，1亩地1年的纯收入大约600元，全加起来也就是1.2万元左右，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我们家每年的纯收入反而增加了2万多。”牛栓珍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左权县已经通过土地银行存储发布土地流转交易信息6764条，涉及土地面积232万亩;办理土地经营权证89份、28782.16亩，办理预期收益保证贷款856万元。
此外，为了防控风险，保护农民利益，左权县还设立了政府风险基金和土地流入户风险保证金。政府风险基金按全县一年土地流转价款的20%计算流入户风险保证金，从而降低农户土地流转风险，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同时建立保险机制和抵押信贷限额机制，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投保意外伤害险，信贷额度不能超过所经营项目评估价的50%。
溢出效应“叠加”放大扶贫效果
“能人进深山，农民下平川，四荒增效益，旧村变农场。”这是左权县农民对生态农场经济的形象描述。依托这些生态农场，左权县已经发展起核桃、小杂粮、养殖等特色产业，并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左权县副县长张世华告诉记者，不管是通过能人大户将搬下山的农民带上山就业，还是农户自发联合发展种养殖业，基本上都赚了钱，所取得的溢出效应已经大大超过了扶贫搬迁本身。
据统计，左权县农业人口一共9.7万人，仅生态农场就带动创业主体800余人，常年用工2600余人，季节性用工1万多人，带动就业十分明显。
记者在左权县采访发现，随着进城务工收入减少，很多农民重新选择返乡种地，不但重新唤起了对土地的热爱，也增加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芹泉镇煤窑沟以前是个自然村，全村只有13户村民，通过移民搬迁都搬到了山下的中店村，常年靠进城务工谋生。但随着村民王仁义带领13户居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开荒种核桃，目前已经无人外出打工。
“我们合作社已发展到50户，开发了8000亩荒山荒坡，已经种了650亩核桃，30%收益返还给村民，剩下的70%由合作社成员按股分红，1亩核桃能产生近8000元收益，脱贫不成问题。”王仁义说。
住在城里、富在山上，左权县“开发式”移民搬迁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近年来，左权县不仅城镇化率不断提高，而且开发荒坡20多万亩，生态造林6万多亩，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0%，被誉为山西“小江南”。而依托这些生态农场，左权县发展起核桃、小杂粮、养殖等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也初具规模。
记者日前在革命老区山西左权县采访发现，革命老区左权县针对这种现象，及时对移民搬迁工作进行“回头看”，通过引导能人大户把搬下来的山民再带上山创业搞开发，有效盘活了沉淀的旧村资源，目前该县252处生态农场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太行山上，实现了扶贫、生态、经济、旅游等多重效益的“叠加”。
“开发式”搬迁激活闲置生产要素
左权县位于太行山主脉西侧，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150多个机关曾驻扎于此，当地群众为保护总部机关安全和哺育革命后代做出了巨大牺牲。
左权县山多地少，地势险峻。全县2028平方公里，耕地仅占7%左右，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这种在战时为抗击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天然屏障”，在建国后却极大制约着当地农民脱贫。上千个“山庄卧铺”像一道道“伤疤”，分布在左权县大山深处，成为出行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生产难的“五难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左权县从2006年开始实施移民搬迁，先后搬迁了1000多个自然村，将200人以下的村全部搬迁下山。然而村民搬迁后却出现了大量“空壳村”，原本十分稀缺的土地、生态资源被白白“撂荒”，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脱贫效益。
对此，左权县坚持走“开发式”搬迁的路子，通过引导农户和社会力量发展生态农场，使旧村闲置的生产要素循环起来，让农民的“死地”变成“活钱”。
左权县为此成立专门机构，整合发改、财政、旅游、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国土、扶贫、电力、通信等部门的政策和专项资金，积极破解土地确权、林权改革等难题，既有效防范了突破政策底线行为的发生，也推动了生态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
左权县委书记王兵说：“从2006年到2014年，我们县级财政用于生态农场的扶持资金超过了2000万元，各职能部门支持资金超过了8000万元，有力带动了生态农场规模和质量。”
在营圪道村，村民陈有良兄妹5人，每人集资5万元对旧村进行开发，使这里不但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旅游地，而且新增了1200亩种植园。“现在整个农场占地4000多亩，每年纯收入400多万元，可吸纳100多人就业，基本上迁出去的村民都能回这里打工，每人每年最少也能挣到6000元至7000元钱。”陈有良说。
目前，左权县已经建成了252处生态农场，开发主体主要是农户自然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和外来投资者，基本形成了休闲度假、科技示范、家庭种养殖、综合开发、产业开拓等5大类，利用市场手段将“空壳山村”变成了“富民高地”。
“土地银行”破解土地和资金难题
随着左权县发展生态农场不断走向深入，土地流转“信息短路”和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此，左权县于2013年成立了土地银行，以加快撂荒资源开发和市场接轨，变成流动资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左权县土地银行下设信息存储、产权交易、抵押信贷三个中心，主要职责是收集发布全县农村土地供求信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开展农村土地预期收益保证贷款。
“土地银行的设立，一方面让土地流转变得有‘门’，流转双方能够及时牵上线;另一方面，在农户流转得到土地后，如果缺乏资金而需要贷款，那么政府可以通过土地银行来给土地确权，然后农户拿着使用权证去银行进行评估，就能顺利得到预期收益贷款，这样进一步解决了农户发展经营的资金瓶颈。” 左权县土地银行负责人成建文说。
在龙泉乡连壁村，记者看到村民牛栓珍通过土地银行将自家20亩山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实现了“双份收入”：夫妻二人常年在合作社打工，1年收入近3万元;土地入股收入每亩每年400元，1年收入8000元。
“土地流转之前，我们是给自己种地，1亩地1年的纯收入大约600元，全加起来也就是1.2万元左右，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我们家每年的纯收入反而增加了2万多。”牛栓珍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左权县已经通过土地银行存储发布土地流转交易信息6764条，涉及土地面积232万亩;办理土地经营权证89份、28782.16亩，办理预期收益保证贷款856万元。
此外，为了防控风险，保护农民利益，左权县还设立了政府风险基金和土地流入户风险保证金。政府风险基金按全县一年土地流转价款的20%计算流入户风险保证金，从而降低农户土地流转风险，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同时建立保险机制和抵押信贷限额机制，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投保意外伤害险，信贷额度不能超过所经营项目评估价的50%。
溢出效应“叠加”放大扶贫效果
“能人进深山，农民下平川，四荒增效益，旧村变农场。”这是左权县农民对生态农场经济的形象描述。依托这些生态农场，左权县已经发展起核桃、小杂粮、养殖等特色产业，并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左权县副县长张世华告诉记者，不管是通过能人大户将搬下山的农民带上山就业，还是农户自发联合发展种养殖业，基本上都赚了钱，所取得的溢出效应已经大大超过了扶贫搬迁本身。
据统计，左权县农业人口一共9.7万人，仅生态农场就带动创业主体800余人，常年用工2600余人，季节性用工1万多人，带动就业十分明显。
记者在左权县采访发现，随着进城务工收入减少，很多农民重新选择返乡种地，不但重新唤起了对土地的热爱，也增加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芹泉镇煤窑沟以前是个自然村，全村只有13户村民，通过移民搬迁都搬到了山下的中店村，常年靠进城务工谋生。但随着村民王仁义带领13户居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开荒种核桃，目前已经无人外出打工。
“我们合作社已发展到50户，开发了8000亩荒山荒坡，已经种了650亩核桃，30%收益返还给村民，剩下的70%由合作社成员按股分红，1亩核桃能产生近8000元收益，脱贫不成问题。”王仁义说。
住在城里、富在山上，左权县“开发式”移民搬迁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近年来，左权县不仅城镇化率不断提高，而且开发荒坡20多万亩，生态造林6万多亩，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0%，被誉为山西“小江南”。而依托这些生态农场，左权县发展起核桃、小杂粮、养殖等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也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