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偏远的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叫奥马哈。这个“大城市”其实不大，40万人口，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四线小城市，但让奥马哈最出名的，就是超级富翁——股神巴菲特。

　　奥马哈不大，但巴菲特名气实在太大。多年前去奥马哈，就在路边的一家杂货店里，老板娘很爽快地在地图上为我们标出了巴菲特的住所方位。于是，只花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汽车就开到了巴菲特住所的门口——这不是故居，因为这位世界大富豪迄今仍住在这里。

　　这或许也是中美差异比较大的地方之一，中国的富豪们恐怕没几个人还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地。

　　巴菲特的“豪宅”没有围墙，没有铁门，也不是大院子，只是一栋灰色的小楼，紧挨着马路。巴菲特对这栋小楼不离不弃。1958年，他花了3.15万美元购入这座房子，一住就半个多世纪，在这里，他生儿育女，在这里，他成为叱咤世界资本市场的风云人物……

　　但这篇文章不是探讨巴菲特的住房投资和家乡情怀，而是想说说美国开放式的小区。

　　巴菲特住房是美国住宅文化的一种缩影，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小区，很少见有一道耸立的围墙，小区道路一般不会太宽敞，双向两车道，社会车辆也可通行;即使是富人所在的别墅区，也是开放式的，屋门之外是自家草坪，自家草坪外就是马路，最多有个绿化带或低矮篱笆隔开。

　　还有大学，不管是哈佛还是耶鲁，也都与社区融为一体。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乔治敦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本身就是社区的一部分，没有大门的概念，更找不到围墙的踪迹，可能街左边是政治系，街右边是图书馆。大学的道路本身就是城市道路体系的一部分，好像也没有学生因此学习不认真。

　　国外生活的体验，使笔者充分理解中央“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前瞻性，以及“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必要性。这真的有助于城市血脉的循环和商业的发展，也是对“摊大饼”城市格局的矫正。试想一下，这三个街区是一个大院，住着一万人，只有两个出口;旁边三个街区又是一个大院，还是只有两个出口……每个小区都很美，但走出小区，不堵车真见了鬼。

　　但这却是越来越多中国城市的残酷现实，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越来越有大气魄，土地成片开发，小区越建越大，内是花团锦簇的封闭社区，外面则是宽马路、大广场，迫使人们必须开车出行，但却必然被堵在路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这种城市，却让生活更烦躁。

　　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既然政策那么好，先拆你小区的围墙，看你愿不愿意——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住的是单位大院，即使我想“拆墙”，领导也不一定愿意。而且，他是有理由的。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建成的小区，围墙是基本配置，也是生活品质的一部分。有人考证说，围墙是单位文化和大院文化的残留。但我更认为，墙是我们的传统，长城就是我们的骄傲。你到北方农村看看，即使没有单位可归属的农民兄弟，有钱了盖新房，必定也得先垒起个院墙。四合院就是杰出的代表。

　　打破习惯，总会带来很多不适应。这也不是观念先进落后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抵触“拆墙”，其实更多是对安全的担忧。小区环境很好，开放之后会不会来人很多，生活品质受影响。

　　这种焦虑，在笔者看来，也正是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在美国一些地方，虽然没有院墙，但很多朋友可以虚掩房屋就离开，没有闲人敢进来，因为一旦发现，就是重罪;如果遇到一位浑不吝的主人，更可以开枪自卫。但在国内，现在有几个人敢不锁门就离家外出的?

　　假如社会治安大大改善，你家的房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就是非请者不可以进;假如中国人都差不多富裕，你家门前有风景，我家周围如花园，自然也不稀罕到你家附近看风景。

　　这时，把围墙拆掉，把大门移走，想来不会有太多的抵触。而且，这还方便了交通，活跃了商业，促进了共享经济，增进了邻里感情。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但“拆墙”是必然的趋势。

　　当然，在中国纵然有千难万难，有表率就不难。假如中国的富豪和官员们，住的都像巴菲特这样挨着马路，不需要围墙和铁门，其他民众自然也会很豁达。还有，政府的一些大院，尤其是一些地方办事机构，真的有必要用围墙阻隔吗?

　　“拆墙”，表面看要拆物理之墙，实际上更是拆心理之墙。“拆墙”之日，应该也是国泰民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