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离婚”套利警示楼市调控思路

聚焦京华时报2016-04-14 09:15:20

   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人是逐利的”这样一种假设上,反观我们的楼市政策,更像在“人的道德是完美的”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很明显,由于这样的调控思路过于直接简单,其遭遇各种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楼市新政出台未久,近日的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假离婚”高潮。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上海部分区县的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需要每日限号,天津某地办离婚手续的夫妻多了30%以上。而夫妻通过假离婚,可以达到绕开限购、避税、享受首套房首付政策等实惠。

  以上海市的最严楼市新政为例,该政策规定单身的上海户籍人士可购买一套住房,非上海户籍购房者需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五年或以上,而不是此前的两年以上。这种看似照顾刚需的政策,给了不合规定者通过假离婚、假结婚套利的机会。

  调控政策的错位,是“假离婚”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对于北上广这种具有强大人口吸纳力的城市,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住房具有的投资属性是不容回避的,政策对此采取堵先于疏的态度,导致了投资者不惜假离婚也要购房。不过,正视房价的投资属性,并不意味着高房价不可以调控,调控房价的正确思路,应该是牺牲一定的政府利益,在调控地价上下工夫,而不是头痛医脚、隔靴搔痒。

  楼市调控带来的假离婚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相信也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种明显留有后门的调控政策,不仅直接将一些刚需购房者拒之门外,而且由于大量不合规的购房者可以轻松绕开政策门槛,甚至会导致房价的加速上涨,令刚需人群只能望房兴叹。

  当然,信用文化的缺失,也是“假离婚”盛行的一个原因。我们没法否认,“假离婚”这种现象如此盛行,也反映了一种让人忧虑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风气的出现,与我国信用文化、信用体系的缺失有关。

  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而信用社会的出现有赖于信用制度的建设,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能够被记录,并直接付出代价和成本,因而能够直接约束人的行为,进而能够让信用观念深入人心,在社会中逐渐建立起一种信用文化。对“假离婚”的判定并不容易,因此,这种现象的消失尤其有赖于信用文化带来的个体自觉。

  应该说,在政策制定的层面,无论是否有主观目的,好的政策不应存在变异为鼓励丑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假离婚”所反映的信用文化缺失,一定程度上也应由不合理的楼市政策引发。目前包括楼市在内的部分调控政策,往往过于重视经济效果,而忽略了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人是逐利的”这样一种假设上,反观我们的楼市政策,更像在“人的道德是完美的”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很明显,由于这样的调控思路过于直接简单,其遭遇各种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对个人的“合乎自己行动规则”的经济活动,政府应减少干涉,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抑制房价只是楼市调控最表面化的目的,满足刚需、造福社会和民生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合理的调控政策应该在尽可能减少干预的基础上,以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将社会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表面化的经济指标纳入考量,才不会制定出错位的政策,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假离婚”之类的现象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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