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就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际，一股涌动的“逆城市化”暗潮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悄然出现。据报道，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在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就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际，一股涌动的“逆城市化”暗潮在我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悄然出现。据报道，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在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此现象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但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非转农”现象，并非真正的“逆城市化”，而是一种隐藏在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利益背后的假象。因为这种现象背后的驱动力，既不是城市功能自我优化的必然冲动，也不是乡村真的就比城市更优越、更方便、更宜居，而只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无奈选择。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象？这种假象背后又掩盖着什么样的现实问题？通过对其背后的三类“被动主体”进行分析，我们便可探知一二。

其一是“农转非”的农民。虽然这些年不少地方在探索“积分入户”、“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等户籍制度改革，但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一边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昂贵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一边是愈发可观的征地补偿和集体经济的股份分红。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会选择留户籍、留土地，把宝押在农村。但是，如果他们一只脚刚踏进城市门槛又抽回来，那么“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将很难做实。

其二是“鲤鱼跳龙门”的农家子弟。户籍门槛的掣肘、升学就业的不公和入不敷出的现实，使得部分农家子弟一读完大学，立即成为大城市的“弃儿”，“非转农”回到故土就成为了他们无奈的选择。固然，这些年轻人是经过了权衡利弊的考量，但这种由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被动“非转农”，还是会刺痛那些梦想“鲤鱼跳龙门”的农村孩子的心，并且有可能会激化当前本已尖锐的社会不公矛盾。

其三是钻政策漏洞的“伪农民”。在一些城郊，一纸农民“名分”，关系到巨额“钱途”。为了挤占农村居民的既得福利，部分城镇居民不惜钻“非转农”政策的漏洞，摇身一变变成农民。这些“伪农民”之所以回流农村，并非想服务并致力于新农村建设，而是妄图以户口作掩护在土地政策补偿上获利。显然，这种赤裸裸的逐利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并挤占农村居民的既得福利。

虽然，以上三种主体的“非转农”行为只是“逆城市化”的一个假象，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农民变市民，只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打破城乡户籍分割的第一步，而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福利不均、二元体制下土地制度的藩篱、或明或暗的就业歧视，依然阻碍着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倘若任其发展，对其背后的现实问题熟视无睹，很有可能会把新型城镇化这一激活中国活力的重大举措带入歧路，甚至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过去数年间城镇化的成果，导致更加严重的城乡割裂。

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没完全打破、各种保障制度没完全建立之前，我们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首先应该思考一下：如何给进城农民找到一种建立在土地、宅基地基础上的保障“替代品”？如何给农家子弟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如何通过规则设计堵塞制度漏洞，从根本上杜绝与农民争利的“伪农民”。或许，这才是当前新型城镇化最为紧要的应对之策。(袁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