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调控的效果衡量改革的绩效，决不能“纸上划划，墙上挂挂”，而要细致入微“较真”起来，“既要督方案落实，也要督责任落实”。

　　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常被视作经济工作两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与调控越来越深度交融、相得益彰。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打赢新常态下的攻坚战、持久战，必须让改革成为调控的“常规武器”。

　　狭义的改革，一般是指经济体制机制的革故鼎新，比如商事活动的便捷、简政放权的深化;调控主要解决的是中短期宏观经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正确理解中央提出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与调控不能再各说各话、各干各的，而要用改革的办法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调控任务，强力矫正供需结构的错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招数有局限、见效太慢。比如化解过剩产能，不仅要刺激消费，也要对无药可救的“僵尸企业”出重拳、下狠手，该停的停、该关的关，更进一步则要终结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绩工程。尽管这种“硬碰硬”的扭转较之“软绵绵”的间接性调节，可能会产生多一些阵痛，但是收益也更高，进而避免“不改革就是长痛”的悲剧。

　　另一方面，改革又不仅是调控的手段，长期看也为宏观政策规划出明确的路径指引。去年以来，有的省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力度不小，但放大成交量的同时也推高了价格，堆积起来的信贷泡沫更违背了“去杠杆”的目标。正因此，这次会议明确要求“现阶段推出的短期调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标一致起来”。以改革的方式“去库存”，就是要让商品房回归商品、而非投资品的属性，让农民工跨越户籍的门槛，进城安居乐业。

　　改革也打开了宏观调控的格局。在通常的认知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堪称调控的“左膀右臂”，但如果只有左右手的协调配合，则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干预并无二致，发挥不出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提高改革效应，放大制度优势”，内涵正在于将公有制的优势注入宏观调控的行动。比如推动国企成为真正市场主体、终结人浮于事等大企业病，激发的提质增效要比单纯的货币加码、财政补贴疗效好得多。

　　世间无不变之法。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宏观调控也要主动适应、引领新常态;让改革成为调控的利器，调控本身也要改革，也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不断前行。各地各部门的决策与部署不能随意化，更不能朝令夕改，关键在于机制化建设，提高这一重要行政行为的法治化、科学化水平。宏观调控本质上是预期管理，加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引导，使市场和企业对我们的政策有信心、对我们的改革有信心、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有信心。

　　改革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只要看准了的改革，就要一抓到底，务求必胜。”既然将改革纳入调控的“组合拳”，那就要用调控的效果来衡量改革的绩效。“降成本”有没有实实在在减轻企业的负担，“补短板”有没有真真切切打造升级版的产品与服务，都决不能“纸上划划，墙上挂挂”，而要细致入微“较真”起来，“既要督方案落实，也要督责任落实”。一具体就深入，一具体才深刻，把改革方案与调控目标相结合，把改革举措与调控手段相联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能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提振起制度自信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