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人是逐利的”这样一种假设上，反观我们的楼市政策，更像在“人的道德是完美的”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很明显，由于这样的调控思路过于直接简单，其遭遇各种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楼市新政出台未久，近日的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假离婚”高潮。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上海部分区县的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需要每日限号，天津某地办离婚手续的夫妻多了30%以上。而夫妻通过假离婚，可以达到绕开限购、避税、享受首套房首付政策等实惠。

　　以上海市的最严楼市新政为例，该政策规定单身的上海户籍人士可购买一套住房，非上海户籍购房者需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五年或以上，而不是此前的两年以上。这种看似照顾刚需的政策，给了不合规定者通过假离婚、假结婚套利的机会。

　　调控政策的错位，是“假离婚”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对于北上广这种具有强大人口吸纳力的城市，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住房具有的投资属性是不容回避的，政策对此采取堵先于疏的态度，导致了投资者不惜假离婚也要购房。不过，正视房价的投资属性，并不意味着高房价不可以调控，调控房价的正确思路，应该是牺牲一定的政府利益，在调控地价上下工夫，而不是头痛医脚、隔靴搔痒。

　　楼市调控带来的假离婚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相信也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种明显留有后门的调控政策，不仅直接将一些刚需购房者拒之门外，而且由于大量不合规的购房者可以轻松绕开政策门槛，甚至会导致房价的加速上涨，令刚需人群只能望房兴叹。

　　当然，信用文化的缺失，也是“假离婚”盛行的一个原因。我们没法否认，“假离婚”这种现象如此盛行，也反映了一种让人忧虑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风气的出现，与我国信用文化、信用体系的缺失有关。

　　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而信用社会的出现有赖于信用制度的建设，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能够被记录，并直接付出代价和成本，因而能够直接约束人的行为，进而能够让信用观念深入人心，在社会中逐渐建立起一种信用文化。对“假离婚”的判定并不容易，因此，这种现象的消失尤其有赖于信用文化带来的个体自觉。

　　应该说，在政策制定的层面，无论是否有主观目的，好的政策不应存在变异为鼓励丑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假离婚”所反映的信用文化缺失，一定程度上也应由不合理的楼市政策引发。目前包括楼市在内的部分调控政策，往往过于重视经济效果，而忽略了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现代经济学建立在“人是逐利的”这样一种假设上，反观我们的楼市政策，更像在“人的道德是完美的”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很明显，由于这样的调控思路过于直接简单，其遭遇各种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对个人的“合乎自己行动规则”的经济活动，政府应减少干涉，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抑制房价只是楼市调控最表面化的目的，满足刚需、造福社会和民生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合理的调控政策应该在尽可能减少干预的基础上，以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将社会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表面化的经济指标纳入考量，才不会制定出错位的政策，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假离婚”之类的现象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