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为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找到合适岗位是需要智慧的，这绝非在户口本上实现“农转非”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统筹安排。

为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找到合适岗位是需要智慧的，这绝非在户口本上实现“农转非”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统筹安排。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樊纲领衔的研究小组向媒体公布历时一年多完成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民工荒”是悖论，事实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这几年来，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刘易斯拐点”不日来临的说法很流行，说是随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和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容，年龄和教育程度合适从事蓝领工作的劳动力逐步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问题将不断凸显。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微观层面的事实支撑：东南沿海地区年年都闹“民工荒”，虽然蓝领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仍然有很多工厂无法找到足够人手。

民工数量不敷使用，这是确定的事实，但问题的根源何在则有了新的说法。按照樊纲和他的研究小组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从农民工与农民的收入关系、农业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规模、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来判断，中国不应该出现“民工荒”，但事实却是偏偏出现了，这是农村劳动力退回到农村造成的。农民工为何放弃更高的收入而退回农村?因为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和市民有较大差异，而农村的农业收入、补贴收入、土地收益都提高了，两方面因素凑在一起，使得“农民工早退”。也就是说，“民工荒”的出现不是因为劳动力总量不足，而是因为农民工两相权衡后主动回流农村。

纵向比较，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比几年前明显提高。但横向比较，农民工工资的涨幅明显比不上其他社会群体。而且，持续不断的通胀效应之下，农民工立足城市的生活成本大为增加，工资增加的部分几乎全被生活成本所抵消。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微薄收入不足以圆他们的买房梦，也就很难在城市中实现安居。与此同时，农民工还经常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说别的，光是子女教育问题就足以让他们逡巡无计：把孩子留在家里做留守儿童，等于是放任孩子“自生自灭”;让孩子跟随身边接受教育，因为户籍问题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将来中考、高考时更是问题多多。

咬牙留在城市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壁垒和难解心结，同样也为近期卫计委的一项调查所证明。调查显示：7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不愿意“农转非”的主要原因是想保留土地;而想“农转非”的主要原因中子女教育、升学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两项就超过70%。这项调查反映了农民工的两难心理：永远做农民非其所愿，否则就不会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可是马上放弃农村户籍也非其所愿，因为没了土地后再无法享受市民的福利和保障，对他们而言不啻是一场灾难。

在种种现实问题的缠绕中，在复杂厉害关系的考量中，有的农民工选择了回流乡村，有的农民工选择了留城打工。即使是那些留下来的农民工，也是怀有边走边看心理的不稳定群体。有人做过统计，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年限平均为7年，平均年龄为32岁。在潮起潮落的流动中，“民工荒”日益加剧，而且似乎不可逆转。以农民进城为取向的城市化进程也格外艰难，城乡结合部因征地拆迁而生的纠纷对抗层出不穷，让已然进城的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始终是对各地主政官员的严峻考验。

让农民在福利和权利上市民化是有成本的，光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并轨就需要巨额资金，这固然可以分期解决，但绝不能视而不见。为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找到合适岗位是需要智慧的，这绝非在户口本上实现“农转非”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统筹安排。“民工荒”实际上是浩大而艰难的城镇化建设中的子问题，农民进城的一揽子问题解决好了，以中国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数，劳动力不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