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城市房租贵，特别是上海、北京一线大城市。现在的保障房对于没有户籍的外来务工者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大城市房租贵，特别是上海、北京一线大城市。现在的保障房对于没有户籍的外来务工者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一个打工小伙子对我说，为了省钱与一位比他大几岁打工妹合租一间屋子，屋子很小只能容纳一只床。他们俩每人一个被子睡在一张床上，安然无事，已相处几个月了，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对于这两位年轻的朋友来说，一时没有什么“关系”，很难保障长期相处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尴尬的事情。况且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群体，其生活幸福指数可想而知。

房租贵对城市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动力丧失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的房租成本过高，会挤出很多劳动者和人才。去年有人发出逃离北上广的概念，就是这种困难的集中反映。生活成本的上升和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会导致城市丧失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导致其产品遭遇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白领就算年薪十万，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积累了几年买房还是成问题，因为一般白领在这样的城市，生活支出很大，一般的房租支出可能就有两三万元。对于打工仔来说，就只能选择房租便宜质量差一点房子来租。那个与女孩合租的小伙子，还算比较好的，事实上就连这样的合租，在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

前些年上海禁止群租，而且查得比较紧。群租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比如增加了小区的管理负担、影响了邻里生活、安全存在隐患。但是，在现实中，一些打工仔和打工妹，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些暂时丧失工作的白领，群租现象是很普遍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问题是，如果不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连这种合理性都不允许存在的话，就会制造很大的问题。

上海早就有“七十二家房客”，这本质上也就是“群租”。1949年初，上海某弄堂一幢石库门房子内，住着大饼摊的老山东、苏州老裁缝、洗衣作坊小宁波、小热昏杜福林、卖香烟的杨老头、小皮匠、歌女韩师母、金医生等“七十二家”房客。他们的居住是“房间小的像白鸽笼，房客都像进牢笼”。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搬到银幕上，成就了1973年香港最卖座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从现代社会来看，现代的“蚁族”也是群租的主要群体，他们没钱买房，也没钱租房，他们要在城市里顽强的生存下来，群租实质上成了接纳他们的临时居所。即使是去年有逃离北上广的说法，但中小城市的房租也在涨，而且社会关系更为复杂，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位置已经被拼爹一族占领，因此，这些所谓的逃离北上广潮流又被玻璃门挤回来。

人人都知道群租不舒服，条件不好而且安全成问题，但是，如果眼光仅仅向上看，不去关注现实的存在的问题，群租禁令很可能就变质了，成为不合现实的“恶法”，这与出台的政策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合理引导群租，监管好二房东的恶劣行为，以及出台相应的规则避免房东恶性涨价，才是治理群租现象的重要保障。

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公租房保障对象能够在范围上覆盖农民工。上海的公租房不仅仅在量上远远不够，而且在机制上有很大的漏洞。前段时间，上海首批两个市筹公租房项目“试水”入市，首期申请率为四成，租金过高、交通不便、申请条件过分严格以及其他费用过高是导致公租房受冷的原因。事实上，公租房可能会变成第二个廉租房，原因在于其运营机制可能不太符合市场规则，其后劲值得怀疑。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收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和税费，用于建设保障房的资金还是太少，这两年政府大量补课，但是，毕竟还是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政府公租房有新加坡组屋一半好，那么，群租现象会得到很大遏制。政府不能满足的，最终还得靠市场来解决。

我们在呼吁政府要关注群租蚁族的生存状态的同时，身处于这些状况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还是要通过奋斗积极改变命运。男女合租的尴尬何时才能结束，这是值得全社会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