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不动产，牲畜和粮食是动产，农民可以带着动产逃离，却搬不走不动产，所以征税者喜欢将税收加在土地上。

　　一头骡子可以买一座山。

　　这座山并非空山，山上种着玉米小米蔬菜，25元就能买到，而一头骡子值30元。

　　这种匪夷所思的价格，就记载在《西行漫记》中，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苏区，经过一个叫周家的村子，当地贫民会主席这样告诉他。

　　这位贫民会主席表示，山不值钱，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不过这些值钱的东西加起来，花100元就可以全部买到。

　　这位贫民会主席相当直率，抱怨生活艰难，要想方设法搞鸦片，但他喜欢红军，因为红军来了不用交租和税。

　　如果没有红军，他一年要缴纳40元地租和税收，对他的收入而言这无疑是相当高的。这也难怪土地价格便宜，而土地上的产出，比如牲畜和粮食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因为土地是不动产，牲畜和粮食是动产，农民可以带着动产逃离，却搬不走不动产，所以征税者喜欢将税收加在土地上，降低了土地的含金量。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兵荒马乱之时，人员死亡或流失严重，土地供给相对过剩。

　　所以如有自然灾难或战争，土地价格就会大打折扣。

　　同样是《西行漫记》记载，中国西北地区1930年灾荒中，3天口粮可以买到20英亩土地，陕西的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到百分之二十。斯诺在红区遇到很多农民无法拥有土地，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两三银洋一亩。

　　这就难怪，工农红军可以在西北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父亲购买土地的故事，则显示一个和平时期普通农民如何通过购买土地致富，

　　《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口述，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原本是个贫农，年青时因负债过重去当兵，回到村子做小生意，买回原来的土地，拥有15亩地成了中农，年收入为60担（每担合100斤），一家五口人吃35担，后来又买了7亩地，变成富农，每年有49担谷的剩余。

　　毛泽东没有提到土地价格。但是根据记载，土地价格相对土地产出而言并不高，毛顺生家庭稻谷有剩余是购置土地的关键，否则即使土地再便宜也买不起。

　　按道理讲，因为土地便宜而租金不菲，毛顺生可将收租用于继续购买土地，从而实现土地集中。投资土地的回报率很高，比如，1939年中国的货币地租与地价的百分比在10%以上，以地租购买年只用7―9年。

　　但是那时土地并未大规模集中，这其中的原因，是贫困者很难攒到余钱购买土地，而富裕者大规模收购土地并不容易，地主收入并不稳定，佃户如遇荒年可抗租，交租并不像契约上规定的那么爽快。

　　当时的租佃关系相当复杂，出租者往往并不拥有土地的绝对权力，附着在土地上的权力种类相当丰富，租户甚至可以将土地所有权转让他人而地主却无权过问。而且，租金也并不是净收入，乡村社会对地主和普通人的要求也不同。

　　即使土地买卖已经完成，土地出售者还可以轻易毁掉契约关系，而要求补偿。旧时土地是赖以生存的资产，轻易不会卖掉，一般都是救急，此时购买者往往有趁人之危之嫌，名声并不好。毛泽东就评价其父收购堂叔7亩地为不义。

　　地主也附有很多道德义务， 《西行漫记》中彭德怀回忆道，他17岁那年发生大饥荒，200多个农民涌入一个大地主家，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饥荒之年地主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大地主拒绝，最后彭德怀领着饥民打到他家里分了粮食。

　　当笔者试图查找旧时地租、土地价格、土地买卖和土地集中程度时，发现这些问题令人一头雾水，旧时社会有足够的复杂性，契约抵不过惯例，社会环境对土地兼并有排斥。

　　历史上大规模土地兼并并不多见，往往有特权在背后支撑。以上种种，也是我国农民占有土地始终比较平均的原因。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