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当时中央财政极度困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的大背景下，以较为强硬的财力集中体制，提高中央财政的实力，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在设计财政改革方案和理顺体制关系时，没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方面已经不太协调。特别是地方，财权和事权已经不太协调，事权偏多、财权偏少。

　　如今，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的不协调已经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财权不断地向中央集中，中央所能调控的财力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事权不断向地方下移，地方承担的事权越来越多。这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广为诟病的“土地财政”，很大程度上也与央地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财政困难有关。同时，这种不合理收入体制也给了地方过度利用和依赖“土地财政”的借口。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于沉重，财力透支过于严重，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许多隐患。

　　按照目前需要承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比较困难。中央财政的资金结余一定程度上存在假象，因为，中央财政需要办的事也很多，不大可能有很多结余。主要问题就在于，除了中央和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外，中央部门间也出现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现象，有些部门掌握了太多的收入资源，实际需要做的事又没有那么多。最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多重不合理。所以，迫切需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充分考虑到目前的实际，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继而对其作出调整。

　　可以肯定，只要中央与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关系能够理顺，双方承担的事权也能合理界定，那么，很多困扰地方的矛盾和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地方也没有借口再大搞“土地财政”。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约束地方加重企业负担的内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