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城商行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明星银行。但是，5年来，城商行始终遭受到股市的冷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商行的异地扩张盲目效仿国有、股份制大型银行，并暴露出缺乏独特的竞争优势和体质虚弱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人为地限制和干预城商行发展，扼杀城商行的活力，而应加强监管，把发展之路的选择权交给城商行自己。

（文/王文剑）城商行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明星银行。但是，5年来，城商行始终遭受到股市的冷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商行的异地扩张盲目效仿国有、股份制大型银行，并暴露出缺乏独特的竞争优势和体质虚弱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人为地限制和干预城商行发展，扼杀城商行的活力，而应加强监管，把发展之路的选择权交给城商行自己。

2007年，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先后在A股市场摘下“果子”，城商行正式在股市上搏出位，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预示着城商行将走出狭窄空间，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此后，受到极大激励的城商行跑马圈地，快速成长，大有在各个方面与国有和股份制银行掰手腕、决高下之势。但5年过去，尽管多家城商行锲而不舍地反复冲击股市这扇窄门，股市的大门却再也没有为他们打开。

种种迹象表明，短期内，城商行已很难看到成功上市的希望。为此，一些城商行（如，重庆银行、上海银行）不得不把预期的上市时间向后推迟。一时间，城商行在股市上的冷遇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快跑的城商行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热议话题。

城商行的青春期叛逆

大多数城商行的前身是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在风险控制、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上，信用社都与现代银行的要求相去甚远，把城信社转变成城商行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触而就。事实表明，从1995年第一家城商行诞生之日起，尽管已经历时17年之久，从中也走出了像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汉口银行等杰出代表，但更多的城商行也只是到了近几年才完成升级改制。在各个指标上与国有、股份制银行相比，城商行这个群体的差距是显著的，可以说仍处在一个成长的青春期。

从城商行与国有、股份制银行的差距，不仅仅是在于资本金、网点布局、技术手段等硬件上，更主要的是在于城商行发展空间极为狭窄，从出生之时，就被锁定自己的“出生地”，这注定了城商行难以走规模化经营之路。在软件上，即使是在全国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武汉、南京、郑州），城商行对金融的高级人才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使得城商行的金融创新之路，缺乏足够的后劲。而任何金融创新一旦缺乏广泛的市场基础，创新的边际效应将会大打折扣，资本金相对薄弱的城商行很难承受创新的沉没成本和不可预期的风险损失。受困于硬件和软件上的束缚，如果模仿国有、股份制大型银行的经营模式，城商行将难以获得有效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00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银行业迎来跑步前进、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机。城商行乘风破浪，一边转型，一边快跑，整体态势呈现出一片向好的局面。但过于舒适的环境也使得城商行迷失自己，在不自觉中，城商行尽管仅仅抓住了时机和市场，但并没有借此练就扎实的内功和有别于大银行的竞争优势。相反，在经营模式和目标客户等方面与大型银行逐渐趋同，在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不到城商行形成独特的成熟气质。

一些靠着地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商行已经不满足于被限制在辖区内发展的被动局面，萌生出走出辖区、跨地域经营、建设全国性银行的意愿，这是对既有体制束缚的叛逆，更是渴望成长的“青春期冲动”。2009年和2010年，是城商行在本地和异地建立分支机构，实现规模的扩张最疯狂的两年。但这种扩张的路径很明显是在效仿国有、股份制银行。而失去本土资源的庇护，受制于软硬件上的短板，城商行的扩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利润，相反，即使像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这些城商行中的翘楚，也因为异地扩张承受了巨额亏损和巨大的经营风险。2011年4月份，监管部门不得不暂时叫停城商行的异地扩张。

城商行的异地扩张并没有为大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却使银监局和证监会逐渐看清楚其真实的发展阶段和虚弱的体质。大家也认识到，城商行青春期的叛逆既为它的发展带来活力，但如果不严加监管，这种叛逆很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期的严重后果。

没有资本就没有出路

整体上看，城商行的扩张是一种外向型的扩张，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资本。上市无疑是目前融资规模大、资金来源稳定、成本低的便捷之路，这也是各家城商行青睐上市的主要原因。但证监会正是因为看到这种扩张的粗放性和盲目性，对其前景产生了极大忧虑，因而才迟迟不愿为嗷嗷待哺的城商行敞开大门。

没有股市的输血，多年来，城商行的资本扩张主要来源于发债和私募增发股票两种途径，发行的债券主要包括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等，但这些自强筋骨、壮大实力的做法却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发债使城商行背负了较高的财务成本，特别是在信贷政策收紧后，银行对资本的市场需求日益强烈，次级债成本趁势而起。比如，2011年5月，成都银行发行10年期24亿元次级债，票面利率就高达7%，付息成本最终将达到1.68亿元，占其2010年净利润的10%，这种“割腕掉肉”式的发债被业内称为“血本发债”。

通过私募增发股票，成本却比较低，而在过去几年中，城商行强势增长的态势，使其股票成为“香饽饽”，确实吸引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在门外排队等候，这条资本扩张途径也成为城商行多年来的首选。但原本城商行已经存在大量的内部职工持股，继续增发股票则使得其内部股权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按照证监会对上市企业股权结构的要求，显然如此复杂股权结构，让城商行失分不少。为此，一些准备上市的城商行，开始出售股权，以期获得一个产权清晰、公司治理健全的完美形象。但今年以来，由于经济继续下行，整个银行业绩都引起社会的普遍忧虑，城商行也不能独善其身，其股权转让集体遇到冷眼。目前，对很多城商行而言，心理底价一再降低，但以前拿着钱争先购买的买家依然视若无睹，瞬间集体蒸发。比如，中国华电集团转让烟台银行股权、华融资产专卖温州银行和烟台银行股权，都遇到了无人问津的尴尬。

尽管如此，“没有资本就没出路”，城商行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扩张思路，其根源正是来自于他们的所看所感。他们看到国有、股份制银行调动资源，抢占优质客户时财大气粗的优势，他们感受到因资本匮乏，在异地布局设点时捉襟见肘的无奈。资本，一切的罪与罚、希望与未来均源于资本。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他们相信，只有掌握资本才能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

“向后转”还是“向前冲”，这是一个问题

城商行发展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继续沿着既有路径前进，吸纳资本，使自己快速变身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还是回到出发地，安安心心做好地方性银行，城商行实际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银监会对城商行发展设定的思路是“立足本地、服务小微、打牢基础、形成特色、与大银行错位竞争”，希望城商行在本地做好业务，练好内功，增强体质，特别是做好风险监控机制建设，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对于资本金匮乏和软件设施落后的城商行而言，达到这样的要求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辛苦，承受巨大的风险，并继续经受国有、股份制银行的沉重挤压。很难让那些野心勃勃的城商行服气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命运安排。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城商行扩张是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加速快跑也应是合理的要求，限制城商行发展区域，甚至人为地为他们画地为牢，确实显得有些过于主观，让城商行感到来自监管部门的歧视，而不是认真负责的关心，也是情理之中。

在我们看来，城商行在发展路径上必然会走向分化。一部分依托本地区超强的经济实力和自身的科学发展，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应允许他们走出去，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为他们打开股市之门。另一部分则不得不长期回归本土，走精耕细作经营模式，并最终形成独特的地区竞争优势。但两种模式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城商行的出身，而应取决于城商行自身发展的实力、自我定位和市场选择。我们相信，只要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和应有的监管力度，即使为城商行的自由发展付出成本，这个行业也不会走入歧途。毕竟，自由发展才是活力之源，而获得活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