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入学一直是家长关心的问题，教育部门也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推进，效果如何呢?

　　2014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的所有县(市、区)，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其实是老规矩，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这一次教育部动真格，应该是想先行先试，治理递条子、送票子等择校腐败行为，斩断伸向教育的黑手，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义务教育不均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一声令下要求立即实现就近入学，就会加剧天价学区房的疯狂。

　　以北京市为例，西城区某处一间仅有4.4平方米的学区房标价135万元，换算下来每平方米售价超过30万元。没有钱买不起学区房，就别想获得附近一所小学的入学资格，当然更指不上分享优质义务教育资源。我注意到，这种情况在19个大城市普遍存在。问题是，有一个受益的群体，相应地就会有利益受损的群体，而且后者规模更为庞大。这个现象，无论从机会平等还是从结果平等观察，都违背了社会公平的本义。

　　我认为，有的改革需要先破后立，有的改革需要边破边立，要敢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人说，天价学区房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很不赞成这样的说法。难道只有那些有钱的父母，才能为孩子获得优质学校入场券?不改革固然不公平，改革后也不公平，说明在不能有效调整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分布的框架里，仅在技术层面作一些“创可贴式改革”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还有可能让困难变得更严重。

　　优质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剩下了一大堆啃不动的硬骨头，压力前所未有。树根不动，树梢白摇。由于各学校之间教学条件、师资储备和办学质量有差异，人为地造成了一些所谓“好”的优质小学和中学。必须指出，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里对教育部门的要求，并且同一区域范围的学校应该没有差异。但这么多年一直是反着来，就近入学成了对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基层县(市、区)教育局管得过分琐细，对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可以进哪一所学校，都有明确划分。孩子只能在住家附近的地方上学，但又面临学校教育质量有差异的现实。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一个后果，有条件的家长根据所谓“好”的优质小学和中学选择住家，为子女追求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而一些住在“差学校”周围的中低收入家庭，则只能望优质学校兴叹。如果学校不存在差距，家长就不会这么焦虑、纠结和无奈。

　　因此，教育部门启动改革的逻辑起点，只能是让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分布优先于就近入学。这是必须直面的一道大坎，也是克服教育不公平的要害所在。对此要有一个常识性的认知，要不然就说不清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为了促进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分布，教育部门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解决方案，比如名校办分校，城乡学校手拉手，让城区教师到农村支教等等。对过去已经试过的措施进行反思，正确的就坚持，不对的要找出错在哪儿，这样才能弄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义务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均衡，而不是制造重点校、重点班。如果不能尽快均衡分布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如果不能加快中心城区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疏解力度，19个大城市天价学区房的纪录还会被刷新，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希望也会就此渐行渐远。

　　教育部门必须标本兼治，用最小的“伤口”换取最有效的改革推进。都说教育是百年大计，那就立即行动，不惜代价做到每个片区都有优质学校，每个学生无论住在哪儿，都拥有平等进入优质学校的机会。这是解决择校问题的治本出路，也是恢复正常义务教育生态的优先选项。

　　分析就近入学这一案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任何碎片化的改革措施，必须被理性梳理并形成系统化的秩序，才能显示出改革的创新精神和整合力量。只有建构“全面”、“深化”的内在逻辑体系，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具有指挥运用改革的能力、胆略和智慧。(彭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