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唱到“有梦想就会了不起”时终于有人笑得蹲在了地上

　　如果将镜头在这些或是短暂容纳异乡人或是容纳着原住民的村子里放大屏幕上展现的是一个个忙于生计的真实个体。

　　建筑师李墨和小孔把眼光放在了打工者赖以谋生的摊位上。丰台区长辛店村自古是西南进出京城的商贾御路二七厂红色革命发生地文革时期8341部队进驻的示范重镇。如今在此地生活的人有祖产在此的居民、本地农民、二七厂的职工、在市里买不起房而被“挤”出城的北京人、认为在城里生活更困难的“缺乏竞争力”的外来人口。

　　2013年12月丰台区人民政府启动长辛店棚户区改造项目大街将改造成明清仿古步行街居民将搬迁到附近的安置房中二七厂亦面临搬迁和转轨。

　　过去人们坐着轿子出京晚上必须要在这里留宿。随着都市化的进程、火车的提速没有人需要再在这里停留了。

　　李墨的外婆曾住在这个镇上。每天火车站每小时的敲钟声和二七厂上下班的铃声回荡在镇子上空“用现代的时间概念切割了生活空间”。

　　主街是一条五里长的鱼骨状街道人们沿着鱼刺的位置择地而居。过去这条街上有卖鞋的、拉大车的、卖棺材的、卖粮食的还有牙医;现在被温州发廊、童装百货和两元店代替。

　　李墨平时的工作是为都市的高楼大厦提供炫丽的图纸。在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这次艺术调查时她决定为这些街上的摊位画一些图。

　　在最后呈现的作品里这些即将消失的摊位以蓝图的形式展现工工整整地标注着尺寸。最大的是一个小卖店最小的只是卖鸭蛋的两个箩筐。李墨在现场拍照用专业的仪器测量出尺寸回去在电脑上复原。

　　“用蓝图的形式批判性更强因为蓝图是指向未来的。”“蓝图”本是用来建设给人希望和未来的词当用在这些即将消失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摊位上时建筑师本人的态度得以表达。

　　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李墨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保定的做面条的小伙子。

　　他拿了一根两米长的擀面杖站在长辛店大街上保持着一种未受过现代化侵染的天然的神态。当得知李墨来自五环内时小伙子突然问道:“你们城里人还买面条吗?你们不得天天下馆子啊。”他来北京四五年了从来没有进过城摊子前都是回头客他不敢休息一休息长辛店的街坊邻里就没有面条吃了。

　　李墨将要跟他告别的时候小伙子托她帮忙在网上宣传宣传又问她微信是不是能跟附近的人聊天。这个25岁的小伙子还是单身。

　　五六环之间生活着许多年轻人。崔灿灿感叹本来20多岁的年纪应该享受阳光、青草、自由的爱情但这群年轻人整天担心着工作、买房、改变生存境遇带着一个村子的人对他的期望要在北京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每年过年回家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给你父母买了啥?你在北京买房了吗?结婚了吗?

　　比起物质生活的困苦打工者精神世界的贫瘠往往被忽视。

　　杨春龙曾经是生活在昌平区史各庄乡北四村的外来者。他帮别人写论文赚钱间或写作小说现在有一个关于北四村的写作计划和一个关于“陌生”的返乡纪录片计划。

　　在艺术家刘伟伟调查北四村的过程中他们二人成了朋友。

　　在刘伟伟的一个长镜头里穿着灰色绒衣、红色格子衬衫、土色卡其裤和白色运动鞋的杨春龙一直沿着北四村的路走着。两旁是闪着红灯的黑车、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孩、发廊门口抽烟的青年和骑在自行车上等人的男人。

　　平价药店门前贴着促销的红字和本店转让的招牌比人高的包子蒸笼散发着热气卖彩票的窗口前闪着五彩的灯随风飘荡的气球挂在廉价的化妆品店的窗户上。

　　杨春龙走在土路上路过紧闭的铁栅门和如山的建筑垃圾卡车在地上留下清晰的压痕。最后杨春龙在一片废墟前坐了下来。“孤独和空虚就像黑白无常一样每天晚上都敲打着我的窗户逼迫我思考。”他说每次回老家都面临一个“陌生化”的问题回家总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在老家有个嫂子因为很少见面而羞于打招呼当他再回家时才知道这个没来得及打招呼的嫂子已经去世了。在老家中年人正在变成老年人老年人陆续去世刚出生的孩子又不认识。说到这杨春龙干咳了一声低头摆弄起手机来。

　　刘伟伟最后找来黑车司机、烙饼店老板和打印店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合唱小组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他们接过歌词笑着说字都不认识有人把手缩在衣袖里擦了擦鼻涕带头唱出了这首曾经被群星演绎的歌曲。他们近乎于“吼”一样越唱越起劲儿尽管很少在调子上。最后当唱到“有梦想就会了不起”时终于有人笑得蹲在了地上。

　　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40组艺术家进行调查时形式远比上面提到的丰富。

　　画家佘陈琦在村子里应聘了10个岗位。

　　艺术家闫振振收集拆迁废墟里被丢弃的各类物品。

　　艺术家靳勒拍摄了一个村子的449个厕所其中441个私人厕所8个公共厕所。

　　艺术家周艳峰和秦安心像打卡机一样记录了10个打工者每天的生活。有村民好奇:“一个艺术家天天跟着我们记这些干嘛给我们画张像呗。”

　　导演胡力夫对农村垃圾问题进行拍摄最后感叹:这个村子好像被忘了像一片自由的脏土……

　　整个五六环之间就是一台大戏的临时道具随时可能消失。人员是流动的拆迁的公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来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就像一个即将要拆掉的超市没有人愿意再花钱为它维修坏掉的灯泡了。

　　就在艺术家们调研的过程中一些村子正在消失那些留下的文字、图片和影像成为这里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丝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完成了村子消失前的记录。

　　在崔灿灿看来这次艺术调查的目的是把一个城市陌生地带的问题呈现出来。五六环之间除了人们印象里的“脏乱差”以外还有很多具体可感的故事细节和生存逻辑。艺术家试图用放大的感官将这些一一呈现通过各自的艺术表达展现给人们。

　　“其实这种调查改变不了什么现实但是有可能改变思考问题的方法带来审美和伦理上的改变。”另一个发起人葛磊说。

　　崔灿灿说这可能不同于以往殿堂式的、画廊式的表达“我们当然可以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坐在那里叼着雪茄每天搞搞艺术参加双年展。但我们觉得生活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一条木木的大马哈鱼我们是章鱼我们可以用触角去感触这个世界”。这次艺术调查是他们这些年来做得“最落地”的一个项目了。

　　不过这还是引来了社会学家的批评。一篇名为《求求艺术放了社会学吧》的文章在圈里传播这位有社会学背景的作者认为:这样的浅层调查既无法提供艺术语言上的创新和超越亦无法在人类关怀和思想深度上对社会学有更多贡献。

　　艺术家对此的回应是不同于社会学家的理性调查艺术家只提供感性认识而感知往往比文本信息更具有真实性。他们坦承无论艺术家的调查多么精准也只能还原出五六环的局部数据。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城市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鲜那些不那么光鲜的东西都被迁到了五环外。”崔灿灿说。

　　当他坐在五环外的工作室时已经没有了最初关于“天竺”的美好遐想他想到的只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北京生活我们在人海茫茫中穿梭应该意识到从你身边路过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