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眼：政府本应是一个利益相对超脱、视野更为宏观的主体，必须多一些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担当和增进社会公平的历史使命。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改变了集中建设公共住房的做法，逐步实行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香港政府在近些年的公屋选址上，会有意识适当与产业用地靠近，新建的居屋(其定位类似内地的经济适用房)也尽可能位于城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唯有从制度上、政策上确立科学的保障房工作路径，少一些朝三暮四的拍脑袋式草率决策，少一些顾此失彼的偏袒式暗箱决策，同时在博弈过程中打开大门，引入低收入群体这一最直接的“利益持份者”的声音，方能破解“保障房难保障”的困局。

　　最近，青岛(楼盘)一全国最大保障房社区因选址过于偏远，申请2年不足200份，引发吐槽。其实，这并不是新问题，近年来，包括广州(楼盘)在内不少城市，类似问题的曝光已经举目皆是，其背后的成因与负面效应，值得总结和反思。

　　对住房全面改革不过三十年的中国而言，保障性住房确实还是一个新命题，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保障房的“公平”宗旨，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无奈求助于保障性住房的社会低收入者而言，它是公平的题中之义;但对于部分经过自身奋斗和拼搏“踮起脚尖”购买商品房的、收入略高的低收入群体来说，这里面或许就有某种不公。尤其是，当“选址”因素越来越成为舆论关注点后，关于保障房的公平讨论便变得愈加复杂。

　　目前舆论所诟病的保障房的选址“边缘”化问题，有着多方面的成因，粗略地看，往往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其一源于经营城市的理念。这三十多年来，在“经营城市”的流行理念(或潜意识)中，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的考量中引入了商品经济的“投入-产出”思维，具体到住房工作，其结果就是：对高溢价、高附加值的核心地块异常珍惜，千方百计“孵化”之后高价“上市”(招拍挂)，而无利可图甚至倒贴钱的保障房项目，则安置于升值前景相对不佳、拆迁成本又极低的偏远郊区。这固然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做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直接促成了保障房选址的长期偏远。香港作为世界上公认的住房问题解决较好的典范地区，在保障房的选址上同样有过沉重的教训—位于香港新界北部远离市区的天水围，就因大量公屋集中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二是大地产商的游说。地方政府往往受到GDP考核的激励、受到地产商的游说，以前因为缺少一些监督机制，甚至一些官员直接与地产商形成不健康的利益同盟。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与价格低廉、人口构成复杂的保障房毗邻而居，很可能拉低商品房地块的“层次”和价值;同时，核心城区的保障房供应增加，会直接影响同一区域商品房的市场需求。因此，大地产商会千方百计发挥其“经济支柱”地位的影响力，向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其三，核心城区原有居民的邻避心态。正如“公交车理论”所描述那样，买了核心城区的住户，绝对会排斥、反对“低端”社区出现在自己旁边，以免影响自己房产的保值升值。这种心态也算是人之常情。

　　保障房被“驱赶”到偏远郊外，害处不言而喻。一方面是对保障人群的生活造成新的困扰。交通不便，显著推高了上下班的时间成本，一些人远离原工作单位而不得不辞去以前的工作;基本配套资源缺失，极大推高了生活的经济成本;远离市区核心公共资源，又会隐性地减少住户紧跟时代、全面发展、促进自身人力资本增值的机会和渠道，从而形成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则容易造成贫富人群居住区域的泾渭分明。久而久之便会造成新的贫民区，既在治安、维稳方面形成新的压力，也会对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与相互了解造成人为的隔阂。

　　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政府。在纷繁的利益之结中，政府本应是一个利益相对超脱、视野更为宏观的主体，必须多一些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担当和增进社会公平的历史使命。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改变了集中建设公共住房的做法，逐步实行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香港政府在近些年的公屋选址上，会有意识适当与产业用地靠近，新建的居屋(其定位类似内地的经济适用房)也尽可能位于城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唯有从制度上、政策上确立科学的保障房工作路径，少一些朝三暮四的拍脑袋式草率决策，少一些顾此失彼的偏袒式暗箱决策，同时在博弈过程中打开大门，引入低收入群体这一最直接的“利益持份者”的声音，方能破解“保障房难保障”的困局。

　　在这方面，广州近年出台了《土地储备规划(征求意见稿)》等文件，注重对新市镇、新功能区的保障房用地规划先行，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如何避免其在操作过程中异化为新的人造“睡城”或偏远贫民区，还须对发展理念多些省思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