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谈政商关系: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

人物新京报2015-05-13 14:59:40

  61岁,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5月1号数据,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王健林今年只花过一笔钱,买了三套西装。

  他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个比博士后还高的学问,而“远离政府太假了”。

  他希望王思聪稳重一点。但儿子向他吐槽被人紧盯的痛苦,又进入高调的循环。

  他忧虑接班人的缺失。同时又希望建造更广阔的帝国,尝尝世界首富的滋味。

  谈首富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的消费

  新京报:很多网友好奇,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王健林:我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每天准时6点起床,7点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动,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晚上下班回去就八点多了,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就九点多、十点多。11点准时休息。

  新京报: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王健林:订了三套西服,每套2万多。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

  新京报:今年5个多月以来唯一的一笔消费?

  王健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钱没闲。订购西服是我常穿西装,其他的能有什么消费呢,没什么了。

  新京报:成为亚洲首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还是机遇,或者运气?

  王健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内因是起主角因素的,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

  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我们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二十年。中国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间每年环比递增9.4%,你就跟着坐车吧,你也10%的增长,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30%地增长。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这么大会很难。

  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

  新京报:最近的美国投资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你,都聊了什么?

  王健林:全都是官方语言,就是欢迎你来美国投资,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新京报:奥巴马期待你在美国扩大投资?

  王健林:是的。我也表态了,承诺在未来三年至少再投50亿美元。

  新京报:以后会不会逐渐将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外?

  王健林:重点还是在中国。只是我们觉得2020年如果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我的希望是30%,起码不低于20%是来自于海外,这才是个跨国公司。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在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

  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新京报: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

  王健林:目前还没有。

  谈足球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楼盘)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微博]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爱好中国足球的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吗,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把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