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空间的挤压，以及单元房下面每一寸土地都是“公地”，人们事实上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适度改变自己住房的某些特性，这就失去了对财富的支配感受，也让人们失去了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路径。

　　日前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一半以上住在五环以外，这也使舆论再次聚焦“职住分离”的远距离通勤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借由地铁这组“大动脉”，突破一道道环路，从五环开外的地方流向城市的“心脏”。

　　一些因房价高而不得不居住远郊的年轻人每日通勤往返要坐几十站地铁，花费3小时，陷入“回家即睡觉、睡醒又上班”的死循环，这是“拥挤难民”的一个生活写照。这样的新闻常见报端。

　　其实，“拥挤难民”的苦楚还不止这个。按环境心理学研究，居住于人口稠密的区域，且以高层楼房为居所，还会受到心理的伤害，如心情紧张，人际之间的冷漠，不愿意互助，脾气暴躁等。时间长了，身体也受伤害。

　　个人受伤害的后果之于社会，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在现有城市居住形态之下，城市事实上有“居民区”，而没有“社区”。所谓社区，是指区域范围和人口规模较小，居民之间主要通过传统习俗、道德压力等非正式规则，来实现主要与安居有关的公共目标而结成的熟人社会单元。在一个真正的社区里，人们之间的熟识，特别是近邻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成为约束彼此行为的重要力量。但这种机制在我们的城市不存在。

　　单元房的消极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只是一个每天能睡卧几个钟头的地方。因为空间的挤压，以及单元房下面每一寸土地都是“公地”，人们事实上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适度改变自己住房的某些特性，这就失去了对财富的支配感受，也让人们失去了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路径，而这种消费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首要类别。

　　我们的城市居住区建设规划的目标，就是为将就活命的穷人设定的。这种普遍的单元楼居住格局，最方便“蚁族”生活。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受雇者，才会有这么多投资者、雇佣者。按说这种城市规划思路应该容得下安贫乐道的人们，但偏偏房价整上去了，而高房价其实成了财富分配的一个管道，并不能有效拉动内需。

　　要让特大城市的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适度减少，产业布局调整才是关键。而产业布局调整主要应该是增量调整，不是存量调整;存量调整太牺牲效率。但增量调整必然扩大生产能力，可是现在偏偏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这就好像陷入一个不良循环。

　　其实，办法是有的。改变居住形态，扩大老百姓的住房消费，是基本出路之一。国家应尽可能鼓励城市百姓拥有独栋房屋。按日本东京的数据，独栋房屋的建安成本每平米就达2万元，远甚于单元楼的成本，其中包含的拉动消费与投资的潜力大得惊人。而单元楼在购买后，不会产生更多的住房消费。配套改革的办法，就是土地可以切小块出售，政府出规划后让老百姓自己建房，把房地产商晾一边去。要把居民区在城市的占地比例大幅度提高。内需扩大以后，产业布局的增量调整就会活起来，特大城市的人口也有望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