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市都得病了，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人能不得病吗?现有的城市在大规模改造和扩建过程中如何缓解已经患上的程度不等的城市病?如何避免未来众多的新城市不患或者少患城市病?”日前，在天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校产办主任黄桂田在论坛上针对“城市病”连连发问。

长江学者黄桂田老师

　　第三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由中央党校报刊社主办，汇聚政、企、学三方专家，共同就“新型城镇化：模式创新与区域实践”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一定要充分吸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黄桂田在谈到中国的城镇化时表示。

　　不一样的城市患上一样的“城市病”

　　黄桂田在发言中表示，按照14亿人口的基数进行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上升到70%，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接近十个亿。如果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准的80%，中国的城市人口将突破11亿。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增城市人口将是3到4亿。现有的658个城市能否承载如此庞大的人口?将来还会形成多少个新的城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处理就能得到的答案。

　　此外，黄桂田认为一些城市所患的几乎是同样的“城市病”，“这和城市的规划出问题有直接关系”，黄桂田表示，“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镇化是一个过程，以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这一定是市场导向或者说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

　　“与城镇化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城市建设和发展。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场相互融合的。在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方面，政府将起主导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经济发展，则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在提及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黄桂田表示，“制定城市规划，确保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长远性成为关键。”

　　城镇化规划存在的三大问题

　　针对上述提及的城镇化过程中已经遇到或即将遇到的问题，黄桂田从“规划主体、城市规划内容、规划时效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规划的主体太单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在做的规划，尽管有规划局、规划设计院参与，规划形式上也征求过方方面面的意见，但实际上现在的城市规划归结到底还是由几位主要领导制定出来的。

　　第二，城市规划内容太狭窄。现有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是由规划部门搞出来的一个城市空间规划。城市是一个综合体，至少是两个方面的聚集，一个是经济的聚集，第二个是人口的聚集。城市在规划方面至少要包含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土地和空气，甚至还包括空气动力学等方方面面，而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城市设计院、规划部门的规划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空间布局的规划，规划显得太苍白，太单一。

　　第三，规划时效性太差，长远性、战略性严重不足。规划没有长远性、没有刚性、没有约束力。每一届政府都可以大修、大改甚至可以推倒重来。如果是这样一种城镇化，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城市建设带来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今后的“城市病”就可能不是今天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市病”。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说到中国城镇化的具体落实，黄桂田从人口角度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城镇建设方面，政府一定是作为规划的主体。规划本身的内容，例如应该包含哪些范围，规划是否具有法律效应、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这是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相对比较好解决的问题。但因为人口太多，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相比拟。目前，中国人口总数13.5亿，根据有关人口学家的预测，中国人口顶峰大体是在14左右。任何一个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国家都不可能和中国相比较。正是这样，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一定要充分吸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同时，黄桂田认为，城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要汲取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东盟这些经济体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搞好中国的城镇化。